聖道、媒介與靈光：媒介變遷中的信仰傳播史與文字事工的未來定位

作者｜吳國安（本刊編輯委員、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會歷史和系統神學助理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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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最初的信仰傳遞仰賴「口傳文化」（oral culture）。當時，「真理」動態且具體，它存在於說者與聽者的共鳴中，仰賴節律重複與集體記憶來抵抗遺忘。然而，隨著「抄本文化」（scribal culture）的出現，口傳之道首次被封裝進蒲草紙、羊皮紙與墨水中。這個轉向將知識（至少部分）從聲音中抽離，轉化為可感知的物質。抄本使口傳轉化為相對穩定的文字，雖其成本高昂，手工抄寫與流傳也難免出錯。知識或「真理」仍處於脆弱、局部且精英壟斷的狀態。

十五世紀中葉，活字印刷的發明成為劃時代的轉折。活字印刷能確保同一套鉛字版模產出大量相同的文本，這終結了知識隨時空跨度增大，從而扭曲或消散的風險。1這種信仰內容的「物質固定性」，是後來被稱作「系統神學」的知識體系的基礎。以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為例，這部邏輯嚴密的鉅著之所以能震撼歐洲，部分原因正是印刷術確保其精確論證能廣為流傳而不失真。有了印刷機作知識的「倍增器」，當時的基督徒文字工作者得以從單純的抄寫者，轉化為「真理」的闡發者與守護者。隨之，信仰不再只是零散的感悟，而也形成較易傳承和可供檢驗的宏大體系。

另方面，民族語言聖經（如威克里夫英文聖經、路德德文聖經、加爾文法文聖經）出現，教會權力結構隨之開始鬆動。信徒得以手握與牧師完全一致的聖經時，他們由「宣講的聽眾」、「禮儀的參與者或觀眾」開始慢慢轉化為「獨立的閱讀者」。閱讀聖經由特權變成神聖義務。這是一場「賦權」運動：信徒不再完全依賴神職人員的詮釋，而是能透過文字直接與上帝對話。書本式的知識具高度理性、線性特徵（一行接一行、一頁接一頁），這要求也有助培養讀者具備邏輯推演、長期專注、深度閱讀的能力。基督教文字工作的黃金時代於是到來，編纂辭典、撰寫註釋、出版啟蒙讀物成為神聖志業（vocation）。每一份墨跡都在為真理擴建疆域，幫助信徒在閱讀聖經文字（logos）、系統神學（theo-logy）中與「聖道」（Logos）建立直接連結。

機械複製時代：靈光的消逝與情感的轉向

若印刷革命「解放」了知識與「真理」，那麼十九世紀開始的出現的攝影（1820～1830年代）、錄音（1870～1880年代）、電影（1880～1890年代）、大眾影視（1920～1930年代）等，則帶來知識與「真理」的平庸化與商品化。這對文字工作者構成比識字率更嚴峻的挑戰：我們面對的不再是讀者「讀不懂」，而是讀者「讀得懂」卻不再認為文字具有「神聖權威」。

哲學家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，1892～1940）將上述狀況稱為「機械複製時代」（mechanical reproduction），且哀悼藝術品在特定時空中「獨一無二」的神聖存在──他稱之為「靈光」（Aura）──已然逝去。2在抄本或早期印刷時代，文字具備物質重量和精神上幾近神聖的「靈光」，閱讀要求摒息以待的敬畏，但機械複製時代打破這種時空唯一性。當聖經金句被大量印在馬克杯上，當信仰書籍被大量出版和翻譯，知識或資訊普及了，「靈光」卻弔詭地開始消逝。當「真理」變得隨處可見、隨手可得，它在人心中的分量也隨之減輕。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發現，自己產出的內容仍是「『真理』的載體」，但在不間斷且漸漸加速的「複製」洪流中，成為越發無足輕重的「消費碎片」。「內容」從珍稀轉為過剩，人們對其的態度從敬畏轉為厭煩。

另方面，影音媒體崛起也使大眾審美邏輯產生根本轉向，從「理性視覺閱讀」轉向「感性感官共鳴」。前已提及，logos是傳統印刷媒體的核心，讀者須安靜思考、邏輯推演，這是一種慢速、需要理性主動運作的過程。但機械複製的大眾媒體、尤其是當代敬拜音樂（Christian contemporary music, CCM），其核心在符合真我（authentic）的情感與共鳴，即pathos。它跳過理性機制，直擊人的情感。班雅明指出電影工業以明星氣質來填補「靈光」消逝後的空缺，這觀點似也適用於當代基督教音樂市場，甚至「教會企業」的運作邏輯。面對這種轉向，文字工作者感到前所未有的邊緣化。當代信徒越發習於在強大的音場與視覺衝擊中尋找即時的「上帝同在」、「聖靈感動」，而非在一行一行、一頁一頁的文字作品中尋求「道與真理」。文字倚重理性，但時代正趨向感官。今日基督教文字工作舉步維艱，其結構性源頭恐怕正是這種「感官肥大、智性萎縮」的失衡。

數位網絡：從「權威出版」到「社群敘事」

進到二十世紀下半葉，電子傳媒與網際網路的全球擴張，將基督教傳播帶入麥克魯漢（Marshall McLuhan，1911～1980）所預言的「地球村」時代。3麥克魯漢的核心論點是「媒體即信息」（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）。他認為媒體是人類感官與神經系統的延伸，而電子媒體（如電視、網路）則突破時空界限，延伸了人類的整個中樞神經系統。對基督教傳播而言，這表示「真理」不再受限於書本的線性傳播，而是回歸一種類似「口說」式、非線性、全感官參與的模式。印刷品要求讀者依循章節進行艱辛的長途跋涉，數位媒體則以超連結、短評與影音交織成無邊無際的「多巴胺獎勵」網絡。繼印刷革命後，知識傳播的門檻再次降低；但較諸機械複製時代，「深度閱讀」在網路時代變得更加奢侈。

卡斯提爾（Manuel Castells，1942～）則指出，網路時代的社會以信息流為基礎，權力不再集中於金字塔頂端，而是分佈於各個網路節點。4身處此「去中心化」浪潮，傳統基督教出版社驚覺「正確神學」的決定與出版大權已然旁落。文字工作者發出的聲音在網路節點中被拆解、重組，在傳播加速的同時，「真理」似卻喪失原本的厚度與結構。決定信徒屬靈視野乃至身分認同的，不再是資深編輯的辨識篩選，而是同溫層中無數「我的故事」所組成的「我們的社群敘事」。當然，絕不可忽視的是此現象背後聳立的平台演算法和巨型企業的「監控式資本主義」（surveillance capitalism）邏輯。演算法精準捕捉信徒「理性退場、感性支配」的集體偏好，推播的更多是「小確幸恩典」而非「挑戰性真理」，更多是「片斷的雞湯金句」而非「整全的聖經敘事」。凡此種種對基督教文字事工更是雪上加霜。

AI與未來：知識自動化與去價值化

若數位網絡瓦解了文字的權威，在二十一世紀二○年代的此刻生成式人工智慧（Generative AI）則直接威脅文字工作的存在價值。知識產出成本趨近於零的奇異點（singularity）似已近在咫尺。

曼諾維奇（Lev Manovich，1960～）在其新媒體理論中預見「自動化」（automation）。5筆者執筆此刻，AI已能在數秒內自動完成多國語言的精確翻譯、生成結構完整的研經大綱、模仿歷史名人的風格就指定經文撰寫講章，或進行數種神學立場的思辨、分析與綜合。6就在那瞬間，傳統文字工作者的勞動——那些在書桌前通宵達旦的思索、修辭的推敲——似乎也失去了教育、社群、經濟等多方面的價值。

這種自動化「知識生成」帶來「知識本身」的貶值，因為知識已「一鍵可得」；但它也同時導致「意義」的通膨和稀缺。意義「通膨」了，因為AI可輕易產出情理兼備的文字，使用者的智性、感性可快速被滿足。但最真實的意義卻也變得「稀缺」，因為文字的產生僅出於無靈魂的自動化，卻排除了靈魂的掙扎和對苦難的經歷。7文字工作者再難逃避那最深的恐懼：如果機器能寫出比人更「正確」的神學論述，若閱聽者僅滿足於自動化卻非本真的「意義」，那麼人的手筆還有什麼價值——遑論神聖性——可言？

文字工作的重新定位

古人云：「文以載道。」基督徒認定聖道的超越與永恆，但上述已顯示道的媒介或載體在歷史中迭經流變，8而對技術變革的抗拒和壓制終將無效。9這一切對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能帶來何種視野？

面對媒介環境的劇烈更迭，文字工作者乃至讀者須體認歷史之「常」正在於「變」。從聲音的震動到墨跡的固定，再到電子的流動與演算法的自動化，真理的載體從未停止演變。對技術的恐懼往往源於對「舊載體」的路徑依賴（如非偶像化），卻忽略此根本事實：聖道本身具備穿透媒介的動態生命力。

在AI時代，文字工作者的志業恐怕不再是、或至少不只是競爭資訊的生產速度，而是在媒介改換中刻意保留那份趨向消逝的「靈光」。即便技術日新月異、越發精妙快速，這份靈光卻主要來自「具身性」（embodiment，即「在身體之內」）的見證。機器可以生成完美的論述，卻無法（或仍未）擁有靈魂的掙扎、苦難的印記與聖靈觸摸時的顫抖。當代文字工作的重新定位，也許在於從「內容生產者」轉向「生命見證導航者（navigator）和策展人（curator）」：我們未必直接生產原始內容，但我們收集內容、重新整合、詮釋並賦予意義，嘗試指引方向，指向聖道：「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」

我們的工作是傳承那不隨媒介更迭而稀釋的「聖道」。在碎片化與自動化的浪潮中，文字出版仍應堅守其「深度反思」的最後防線。每一份帶有溫度的文字，都是在實踐道成肉身的精神——將那永恆、抽象的真理，藉由對文字的細膩辨識與編織，重新賦予其在特定時空下的獨特分量。儘管憂心難免，但文字工作者若能守住「人」與「道」之間的真實連結，那麼在任何媒介時代，文字仍可成為帶有靈光、引領信徒通往永恆聖道的一條窄路。 ✤

附註

1. 參如Elizabeth L. Eisenstein,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(CUP, 1982)。

2. 本雅明，〈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〉，漢娜‧鄂蘭編，《啟迪：本雅明文選》，張旭東、王斑譯（三聯，2008〔原繁體中文1998〕），頁231～264。

3. Marshall McLuhan, Understanding Media: The Extensions of Man (MIT, 1994 [c. 1964]).

4. Manuel Castells,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, 2nd ed. (Wiley-Blackwell, 2009 [c. 1996]).

5. Lev Manovich,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(MIT, 2001).

6. 參如Todd Korpi, AI Goes to Church (IVP, 2025)。

7. 歷史學者哈拉瑞（Yuval Noah Harari，1976～）對此更為悲觀。他認為當AI操縱語言、創造故事時，資訊的冗餘將使真相消亡、意義喪失。見Yuval Noah Harari, Nexus: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 (Random House, 2024)。

8. 如「字」的書寫由手抄、木刻印刷到活字印刷，「書」由捲軸（scroll）變成冊籍（codex），「紙」由蒲草、羊皮到現代的植物纖維紙。

9. 歷史上，技術恐懼（technophobia）與對認知退化（cognitive decay）的擔心比比皆是。明顯例子包括：

• 公元前五世紀：蘇格拉底反對文字，認為會使記憶退化。

• 十五世紀中葉：修道士抵制活字印刷，認為這種文字無靈魂、神聖性。

• 十九世紀一○年代：英國工人抵制蒸氣織布機。

• 同世紀三○年代：醫學界抵制蒸氣火車，認為高速移動會損及大腦。

• 同世紀四○年代：藝術家抵制相片，擔心機械複製使想像力低落、「靈光」消逝。

• 二十世紀七○年代：教育界和部分科學家抵制計算機（calculator），認為人將喪失運算能力和基礎邏輯。

• 廿一世紀初：學術界抵制維基百科十年之久，認為「無門檻的編輯」將導致知識平庸化。

• 廿一世紀二○年代中：部分人士抵制AI。